李开复：我的书不是纯粹的说教
2005年，我在国内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图书《做最好的自己》，3个月内就销售了25万册。这本书受到青年人如此的欢迎，是我始料未及的。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于青年人的成长十分关注。1998年到2000年8月，当时在微软工作的我受公司委派来北京组建微软中国研究院并出任院长。在北京工作的那两年，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我所走过的每一个校园、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让我感慨万千。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朝气与活力，也看到了不安和躁动。我希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成功经验，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思想和方法上的帮助。就是这份责任感驱使着我，2000年以后，在家居美国的5年里我先后回国15次，做了50场演讲，写了4封“给中国学生的信”，并创办了一个专门与大学生交流的公益网站“开复学生网（www．kaifulee．com）”。2004年11月，人民出版社的李朱编辑，到“开复学生网”发帖子，问我：“李开复博士，可否为中国青年写本书？”
于是，在10个月的时间里，几经反复，终于完成了这部20万字的书稿，也完成了我要为中国青年写一本书的愿望。这本书里的许多想法都是我在过去的文章或信函中表达过的。
我深信，读者无法理解的说教或难以产生共鸣的案例是不可能被读者接受的。在年轻人看来，发生在成功者身边的故事最值得学习和品味，最容易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如果说我的写作还有某些特点可循的话，我想，那就是我更倾向于用缜密的逻辑和真实的案例，而不是枯燥的说教来阐释成功的秘诀。
虽然这本书不是一本自传，但是在本书中，也有许多发生在我身上的有意思和有价值的事情。其中既有我自己的成长和职业生涯中成功的案例，也有惨痛失败的案例，更有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成功与失败案例，还有一些是中国青年学生的案例。就像李朱在最新设计的广告词中所说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一样，我特别希望我的亲身经历和教训能给中国的广大青年朋友带来启发和收获。
在书中我用了大约上百个案例，来阐述如何运用“成功同心圆”的法则选择自己的价值观，阐述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选择做一个融会中西的国际化人才”，最终说明“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我相信每位读者都可以从这些案例中学习借鉴到多元化成功的经验教训。
阎崇年：关键要有文化和学术含量
《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短期的。从1905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以来，到今天刚好100年。在前一个25年里，人们的任务主要是反满，因此不会对清朝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第二个25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满洲国，这个时期对清朝也不会有客观的评价；第三个2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25年，当时我们对帝王将相采取批判的态度，因而也不可能对清朝的皇帝及其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第四个25年是改革开放至今的25年，可以对清朝历史有一个准确的评价。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港台的戏说历史之风非常盛行，对于历史，人们弄不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正因为如此，我这本“正说”清朝历史的书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认为，一本好的历史通俗读物应该具备五个特点：一是在内容上是正说。第二是细说，对有些问题说得很细，让学过教科书的读者对历史了解更细。第三个是深说，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地分析。第四是通说，也就是要就事论事，如我的书中把清朝的12位皇帝串起来讲，揭示其中的历史兴亡的规律，对读者有用。第五个是新说，内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新东西。
我认为，一本好的历史通俗读物应该有较高的文化含量和学术价值。什么是文化学术含量，我觉得主要就是“新”，要有创新，不能像一杯白开水，喝了没味道。现在市面上冠以“正说”的历史书很多，我觉得，有些书的确不错，花了很大的功夫，但也有一些书是拼凑的，它只是俩三个月的写作和炒作，这样的书质量不会太好。其实，写好这类书，关键是要有积累，要厚积薄发。
今年，我先要对《正说清朝十二帝》进行修订，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图片，文字上增加“总说”的部分，有5万多字。原版是横着说12个皇帝的，这一版要从纵的方面进行正说，在书的装帧上还会做一些调整，出一个简装本，适合普通读者使用，仍然由中华书局出版。另一本是《袁崇焕传》，也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是通过袁崇焕来展示明末清初这段精彩的历史。另外，要出一部《清朝开国史》，这本书估计有100多万字。北京出版社也即将重新出版我的另一本书《努尔哈赤传》。华文出版社最近要出版《清朝第一帝努尔哈赤》。
毕淑敏：心灵游戏带来快乐成长
2005年9月，我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新作《我的成长我做主———青少年心灵快乐游戏10＋1》，这本书是献给青少年的礼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心灵7游戏》的书，本意是给成人们看的，没想到很多少年朋友也都读了，并给我写来了无数热情洋溢的信。信太多了，有些我都来不及拆，至今还完整地堆放在书房的地板上。
在我已经读过的那些信里，青少年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困惑。他们是因看了我的“心灵7游戏”而找我来探讨他们遭遇到的困境。我有一些不安，因为那本书毕竟是写给成人们看的，虽说没有什么“少儿不宜”的地方，但好比是一盘给大人准备的菜肴，口味和营养是否同时适宜未成年人，我没有把握，心中忐忑。我很想能有一个机会，给同学们写一封长长的回信，以回报这分信任并谈谈我的看法。
游戏是动物的本能，所有的动物都做游戏，最威严的动物也有游戏的时间。小猫戏弄老猫尾巴是为了锻炼自己将来捕捉老鼠时的灵巧，幼狮的翻滚是在锻炼自己以后咬死猎物的能力。人也一样，在游戏中，对于这个世界和对于自己的认识更深了。
在参看了心理学的有关书籍和其他方面的著作后，再加上自己的琢磨，《我的成长我做主———青少年心灵快乐游戏10＋1》这本书渐渐成形。在书中我为青少年量身定做11个心灵游戏，在正式出版之前，我请很多同学先做过这些游戏，他们的反馈十分积极。其实，能够写出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也是母亲，如何让孩子从小注重心理健康，有一颗健全的有爱的心灵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眼下孩子们各方面的训练很多，但都是侧重培养各种技能、技艺，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健全的内心，这方面的东西却很少。据了解，我国青少年中有心理问题的约3000万，有关青少年心理方面的书中国挺缺少的。
没有想到，这本书推出之后，受到了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开机10万册还在加印，央视《当代教育》、央视青少频道都根据本书拍摄了系列节目和专题片，目前正在播映或即将播映，许多电台播放，报刊连载。
目前，香港的三联书店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繁体字的版权，今年该书将会在香港出版发行，并在装帧上进行重新设计和制作。以前，大陆的心理学方面的书很少能走出去，这次也让我感觉很欣慰。有机会，我还会特意为青少年写书，目前我手头上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迟宇宙：我不想写“御制书”
在《联想风云》出版3个月后的2005年5月份，我的《联想局》出版。
在为企业作传写史的时候，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联想的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在发生这些分歧之后，我拒绝对自己的书做伤筋动骨的修改，这直接导致了《联想局》被否决，并做出让步在《联想风云》之后出版。
在2002年参与这套书的写作后，我与联想控股公司“联想史”项目小组签订了保密协议。同时，双方口头约定，联想不干涉作者的具体写作。同时，我采访写作期间的交通等费用由联想报销。
和凌志军老师一样，在写作过程中联想给他公开了所有的档案资料，也给了他最大的采访自由。但最后，由于双方在历史观和分析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导致了我们合作的终结。通过对联想史的写作我意识到，一个企业在采访对象面前，对史观和分析方法的干涉是对写作最大的干涉。
在后期和联想的沟通中，一位联想高层甚至表示能不能用一笔钱把《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对此，我非常愤怒，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后来给柳传志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拒绝写《联想的秘密》之类的“御制书”。
国外企业家传记类书籍的运作早有其成熟的机制，而商业书籍向来也是读者关注的一个领域，因此几乎每一个知名大公司，大企业家，都有记载其历程的传记作品。这些传记往往是由一些商业作家或媒体记者根据大量研究及采访写作而成。很多有影响力的传记作品，都是由媒体记者写成，并且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立写作传记，能够保持职业操守，不屑于同企业家合作写作所谓的授权传记。
《联想局》是我用3年多的时间打磨出的一本书，我认为，“局”的这个概念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概念，中国的企业用西方的管理概念去解读多是蒙人的，尽管我们借鉴了很多西方管理学的东西，但骨子里还是东方的。2005年国内写企业类书的人很多，我认为我这本书应该是写得最好的，尽管有很多毛病在里面，我认为写一个企业只是进行总结规律和提炼概念还不行，还要对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方向有所预见。
很多人说《联想局》的影响力大于它的市场销量，对于销量我并没有太看重，书印出来之后，剩下来卖多卖少都是出版社该干的事情了，能够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已经很满足。
毕飞宇：我从不糊弄自己
《平原》能得到读者的喜爱，我当然很高兴。其实，这本书在市场上并不特别好销，只能说正常，畅销肯定说不上。在畅销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清醒的，虽然我和我的出版者一样，都希望我的图书能走得好一些，但是，因为有一个恰当的心理定位，并不为此焦虑。
《平原》能受到一些好评，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认真的作家，我挺较劲的。我说过，写作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考虑读者，但是，我从不糊弄人，主要是我从来都不糊弄我自己，我以为我是一个对文学有真爱的人，我一定要写到我自己真心满意。这东西嘴上喊喊是没用的，你的东西在那儿，你的文字在那儿，稍有文学修养或文字修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一直在强调写作的成本，其中有一条就是情感的成本、时间与力气的成本。我当然不会浅陋到认为消耗了作家情感、时间和精力的小说就是好小说，但是，舍不得投入情感，舍不得花功夫，舍不得耗力气的小说一定不是好小说。任何一个消费者都不会喜爱偷工减料的东西，更何况小说这样的精神产品呢。
对于目前的文学类图书，我有比较好的评价，自从“五四”以来，我们的小说始终没有摆脱“外部力量”的影响，最近的一些年，中国作家的自主性、独立性大大提高了。我们很难从一部作品中看到“师傅们”的痕迹，这其实是了不起的。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心态好了，不盲目，不追风，再也不会幼稚地认为哪种写法是“先进”的，哪种写法是“落后”的。这个小小的变化其实是一大进步。它是一个保障，大家都能从自己本民族的基础生活出发了，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了，有了“出发点”，脚下就比较稳，这一来，我们的文学类图书就有了更加真实、更加自在的面貌。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作家的力量增强了，可以勇敢地用自己的真嗓子说话了。
2006年我没有出版计划，原因很简单，2005年我刚刚写出《平原》，2006年不可能有新东西。在2006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作品上手，有作品上手我就很满意了。但是，没有作品上手我也无所谓，十几个月不写作对我来说并不稀罕。我习惯在不得不写的情况下上手，这样写作的时候快感更强烈，相对说来，作品也饱满一些。当然，话虽然是这么说的，如果闲下来时间太长，总也上不了手，我也挺浮躁的。（记者 桂杰 肖云祥采访整理）
